如果非要从三个集团中挑一个对明朝损耗最大的，那肯定是东林集团，但这三个集团不是明朝灭亡的核心原因，核心原因还是制度的缺陷。
明朝的宦官集团曾一度凌驾于官僚集团之上，但从来没有超越皇权，像王振、刘瑾、魏忠贤，都只是皇帝的附庸，皇帝随时可以将他们铲除。魏忠贤多牛逼，号称九千岁，但最后崇祯没废多大劲就将其连根铲除。明朝的宦官不是汉末的宦官，可以废立皇帝，也不是唐末的宦官，可以毒杀皇帝，明朝的宦官只是皇帝懒政怠政时找到的一个权力附庸，他们可以欺凌大臣，但在皇帝面前，只是奴才。宦官集团只能短期内扰乱朝政，但不会改变既有的游戏规则，他们顶多算是大明朝身上长得毒瘤，切掉就行了。
皇室宗亲只是一群骄奢淫逸、好吃懒做的寄生虫，这是朱棣给他们的定位。朱棣靖难之后，继续执行朱允炆的削藩政策，藩王们都不掌兵权，也不能参政议政，都只在名义的封国内享乐等死。皇室宗亲享受丰厚的俸禄，还有大量田产，随着皇室的不断繁衍，到了明末，朱姓皇族已经多达二十万人，这二十万人不是生产人员，全都是消费人员，大明朝的财政就有了压力。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规律，大明朝末年的生产力应该大力提升，财政收入也要远超建国初期，皇室的消耗在整个财政收入的占比中应该并不大，但明朝的财政收入不是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，而是波浪线下滑的趋势，皇室的消耗在整个财政收入的占比中越来越大。即使这样，皇室的支出负担也没有大到财政不能承担的地步，这些寄生虫也没有严重到甩不掉的地步，明朝廷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裁剪皇室宗亲的俸禄支出，对明朝而言，他们顶多算是疥癣之疾。
展开剩余49%东林党和宦官集团、皇室宗亲不一样，他们是官僚集团的一部分，虽然不能涵盖整个官僚集团，但其特质和官僚集团一样。东林党的特质就是打着“廉正奉公，振兴吏治，开放言路，革除朝野积弊，反对权贵贪赃枉法”的幌子，为自己争权夺利。假公济私、以公谋私、损公肥私，是整个明朝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特质，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为国为民的想法。大明朝的制度、规则、组织架构、人员选拔，都是官僚集团去完成的，让他们制定治国纲要，他们自然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。如果制定国策、实际执行国策的人只代表某个阶层的人，那这个国家指定没好。可东林党只是官僚士大夫集团中的一小部分，他们也不能完全决定国策，最终的国策，还是整个官僚群体的互相妥协，只是到明末，局势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，只能向起义军和清军投降。东林党以及整个官僚群体对于明朝而言，算是腹心之疾。
开头讲过，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制度的缺陷，这个制度是一个皇帝率领着一群官僚士大夫治国，而这帮子官僚士大夫是地主阶层的代表，他们没有天下为公、人人平等的理念，他们想的永远是持久的掌握权力、多买房子多置地多存金银。当一个政府建立在为某个小群体谋利的基础上，那这个国家的资源分配模式就不可能是公平的。
大明朝与士大夫共天下，也就是明皇室（包括皇亲国戚、宦官）和士大夫们（包括官僚、大地主、大商人）要分走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资源，最大多数的平民吃不上饭肯定要起来造他们的反。明朝被推翻后，新建立的清朝进行了资源再分配，普通平民也分了一杯羹，这个王朝又可以安稳上百年。
王朝周期律本质上还是资源分配周期律。王朝初期，资源分配相对合理，王朝安稳；王朝中期，资源已经逐渐流向少部分群体，王朝开始动荡；王朝末期，资源已经被少数群体垄断，王朝趋于崩溃。
解决了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，也就解决了王朝周期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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